地位显著的《中国制造》

为向国庆50周年献礼推出的10部长篇小说，周梅森著《中国制造》地位显著，于一定意义上，它似乎能够代表长篇创作在“弘扬主旋律”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

中国作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采取普遍的支持和拥护态度，受到创作题材、创作风格、美学趣味的影响，他们不可能全来介入直接反映改革大潮的写作，但至少应该有一部分人能够成为“时代的书记官”式的作家，在敏感和准确地描写客观社会进程方面有所作为，周梅森是这一部分作家中的佼佼者。

中国的改革进程经常伴随着人事的变动。新官到任，革旧布新，一项项举措陆续出台；于是中国的改革小说也大都由新官到任开篇，盖不为奇。在《中国制造》中奇特的是，新任市委书记高长河要去的不是一个沉闷落后、百废待兴的地域，而是经济实力、人均国民产值、人均收入均列全省第一的平阳市。并且，平阳市原本就是改革的先进典型，前任市委书记姜超林功勋卓著、被省里称为民族英雄。那么，这部小说将如何往下写呢？值得注意的两个线索是：平阳的平轧厂项目失败，使国家12个亿打了水漂；近来又有人向省纪委匿名寄来14万元，大概属于赃款。这样，读者便预感《中国制造》将写成一部反腐败小说。

不明真相的读者会渐渐发现，小说里从平阳市到省城，存在着种种复杂的关系网络，不仅省委书记和省长在平阳“各有自己的人”，甚至任用高长河本身也是各种力量“平衡”的结果。可以感受到，平阳市里权力斗争无处不在，新书记稍有不慎都可能落入圈套。读者尽管怀疑平轧厂掩盖着腐败巨案、姜超林是腐败势力的总后台，但读完将近半本书，对立双方阵营仍然不清。——这是此书艺术设计上的别出心裁之处：利用文学读者惯常的思维定势，将作品的总体悬念贯彻始终。

实际上，平阳市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平轧厂不存在贪污盗窃，搞腐败的只是烈山县委里少数人等，这样，就否定了那种对各级干部“挨个枪毙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有漏网的”的说法，或许也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基本认识。真正的问题在于，虽然平阳市仍旧是先进典型，在抗洪斗争中前任书记姜超林还再次表现出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识大体的老干部，但潜伏的危机已经暴露。平阳的一些领导干部有贡献、有自律、有党性，又大都涉入权力斗争的角逐，取得一定的既得利益；他们曾经是锐志改革的人物，甚至现在大体上仍可称为改革者，但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又自觉不自觉、或多或少地趋于保守。不能说姜超林及其旧部不配合新书记的工作，但高长河感到时时有人掣肘，处处荆棘丛生，每行一步如履薄冰，难以站稳脚根。最终，姜超林还是被调离平阳，以去除对新一届领导构成的障碍。——在反映当前改革现实的创作中，《中国制造》是一部比较特殊的作品，它并非在改革者与保守势力、改革者与腐败势力之间划清营垒分明的阵线，而是着力展示了在改革者阵营内部的——发生在新一代改革者与前一代改革者之间的——新生与蜕变的斗争。反映这种斗争，是周梅森个人的深刻之处。

改革发展到今天，没有谁不曾“咸与维新”，然而，只要旧的权力结构还未来得及彻底改变，在功德圆满的改革家中未必不会出现一批新的赵老太爷。这里面固然有那种烟草大王式的“中箭落马”者，更多的却是那些为权位荣誉所累固步自封的人们。小说中的姜超林基本上廉洁奉公，可是在平阳已形成他庞大的势力，难容他染指。为了他的脸面，平轧厂资产重组的问题迟迟不得解决；为了他的部属，烈山县的盖子迟迟不得揭开。此时便需要从外面调进一个高长河来打开局面。高长河何许人？原省委机关一个无足轻重的副秘书长，文人，尚保留着书生的意气，未沾染官场的恶习，因此到了平阳就掀起一场场轩然大波，推动了改革进程。一部《中国制造》讲述了一个好同志到一群好同志中间开展工作的故事，那里没有敌手，却有对手；没有硝烟，却有陷阱，斗争之激烈不亚于公开的较量。作者讲述这个故事的用意并不晦涩：是在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即使为避免将来的高长河不至于成为现在的姜超林，我们也必须使我们的体制自身不断产生新的推动力。

《中国制造》大体以两套话语体系写成，一套是民间语系，生动而活泼；一套是官场语系，严谨而含蓄。作品中人物会因场合、身份不同使用不同的语言，其间不乏变化，如高长河当书记前是一种说话方式，当书记后又是一种说话方式；私下与朋友交谈时用一类词汇，主持会议时又用另一类词汇。两套语系的精确表达和交错运用构成全书文体的一大优势。特别在后者的运用上，似乎达于炉火纯青的程度，语言中充满潜台词，令人感叹。

依照时间表，全书只写了自1998年6月23日起大约10天中发生的事件，内容的浓度却使读者能感受到数年的跨度。在时间的质点上，作品中人物关系在加速变化，不断发生戏剧性的场面；一些人物前后判若两人，发挥得淋漓尽致。总之，作品成功地利用情境把一系列人物推上他们命运的转折，像天空中落下一道闪电般地照亮他们脸上真切的神情，这些人物无一例外地给人留下难忘印象。

作者最钟爱的两个角色——高长河与田立业属于同一种类型：小人物、边缘人物、议政而不参政的秀才，他们由于某个地方出现权力真空才被填补进去，一下子成为政治舞台上耀目的新星，新一代叱咤风云的改革家，两人也果然大有作为。他们几乎处于喜剧中的位置，却有声有色地出演了正剧中的英雄。作者就是要让他们演给大家看，从中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作品中的田立业甚至没有来得及适应新角色便仓促上阵，以致演出了翻过大明公司铁门去谈判的一幕，但如此做恰恰使他保持住了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无愧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改革文学中的“外来者”形象从来都是富于挑战意味的，本书中的“外来者”更具平民色彩，也更惹人喜爱和关切。

官场上的一对现世活宝——刘意如、金华母女乃全书的戏眼，她们“政治上成熟”，善于在派系林立的领导层中窥测方向、洁身自保。作为烈山县副县长的金华既不揭发县里的腐败现象，又不愿卷入经济案件，把分到手的赃款以送钱者的名义捐给希望工程，或留在手边待领导层变动后伺机处理，她在母亲的指点下成为烈山县委中唯一保住官位并有所升迁的干部。刘、金母女是腐败环境下必然滋生出来的一类特定人物，其行为方式标志着腐败对党的健康肌体的进一步侵蚀，极具典型性。这类人物在以前的文学作品中还不多见，其创造属于周梅森的一种贡献。

周梅森致力于尽可能现实化地刻画每一个书中出现的角色，包括对待涉及腐败或有经济问题的人物，也尽量赋予现实的品格。书中腐败分子、烈山县县长赵成全是个勤勤恳恳为党工作一辈子的老干部，患有晚期肝癌仍在岗位上坚持了半年之久；平轧厂厂长何卓孝以自己名义为家属报销药费3万多元，但家中确实存在个人无法解决的困难。这些描写皆令人信服，因为生活往往就有这样复杂。我们还可以发现，书中最具真实感的是那些面目最不清晰的人物，如省委书记刘华波，如市纪委书记孙亚东，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很正确，但你总是隐隐约约地怀疑着他们的真实动机，因为作者对他们的把握在暗中是颇有分寸的。人物写到这个份上实可称为高手。